1971年春节过后不久，37团领导决定从各连队抽调战士，成立采煤队，我也在其中，主要任务是寻找煤源。

采煤队第一批只有十几个人，算是创业的元老。领队是老张，是个老转业军人，当过志愿军，可我竟然想不起他的名字了（依稀记得可能叫张俊臣），只记得他当时年纪40左右，高高的个子，人黑瘦黑瘦的，镶着金牙，很爱讲笑话，十分风趣，跟大家都很合得来。在他的带领下，我们开始了艰苦的找煤工作。

荒山野岭，没有房屋，我们就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。当时是天寒地冻，帐篷里温度很低，人冻得瑟瑟的，久久不能入睡。更没有井水或自来水，洗脸、做饭都要到附近的山涧或泡子里取水。说是取水，其实是凿冰，把凿下来的冰运到住处，再放到大锅里，点上柴火，融化后使用。由于取水不易，每个人用水都有严格限制，记得每人每天也就两三茶缸，供饮用和洗漱。后来天气转暖，冰雪消融，可以直接取水，不用再凿冰融化，用水才放宽了限制。

不过，天暖和了，用水方便了，新的麻烦又来了，就是蚊虫的袭击。我以前的兵团杂忆中，曾介绍过东北的民谣，“关东三件宝：人参貂皮靰鞡草”。其实，同时流行的还有另一个版本，“东北三件宝：蚊子瞎虻和小咬”。蚊子不用多说，大家都知道，只是荒野的蚊子比城里的蚊子更多，咬人更狠更迅速；瞎虻的正式名称是牛虻，比蜜蜂略大，飞起来嗡嗡作响，专门吸食人或牛马等家畜的血液，叮人非常狠，一叮就起一个大包；三宝中最让人头疼的是小咬，个头很小，可以钻过纱窗或蚊帐，无孔不入，无声无息，让人防不胜防，人被叮的当时几乎没什么感觉，但十几分钟以后，被叮之处就会隆起大包，刺痒难耐，要四五天才能平复，可比蚊子和瞎虻造成的后遗症持续时间长多了。

大概花了几个月的时间，几经周折，我们总算在距37团团部200多公里、离鸡西市几十公里的荒山上，寻到一片煤源。说不清那里的煤炭储量有多少，但发现煤质还可以，煤层厚度还凑合，于是经团部批准，就在那里安营扎寨，继续从各连抽调战士，队伍扩充到六七十人，正式成立了采煤连。记得抽调来的北京青年有匡志疆、董振欧、潘新华、刘振元、吴辰龙、朱文凯、李永东、潘国勇、刘文礼、宋厚山、金应龙、远威、冯小健、张志强、郭俊明等，天津青年有唐骥、谭继群、刘道恒等，上海青年有徐国璋、徐政华、龚祖康等。

连队领导也加强了，由王福财担任连长，刘存智担任指导员，他俩都是复转军人，当时年纪都在40左右，很能和群众打成一片。老张则担任副连长，不久就调到其他连队去了。我担任司务长，刘振元担任会计，潘国勇担任卫生员。

司务长的工作主要有两项，一是负责连队粮食、副食的采购押运，二是领导连队的炊事班。

各连的粮食和副食主要都由团里供应，要到位于团部驻地的食品连去拉。采煤连离团部有200多公里，当时汽车很少，运输主要靠轮式拖拉机挂一个载重两三吨的拖车（俗称拖斗）。每个月我至少要乘拖拉机在团部和采煤连之间往返一次，拖拉机最高时速也就四五十公里，往返一次最少要10个小时。有时，我坐在拖拉机驾驶室里，跟司机聊聊天。有时，有其他人搭顺风车回团部办事，我就主动坐到拖车里，风吹日晒，寒来暑往，路上的辛苦可想而知。好在那时年轻力壮，好像没什么特别的感觉，也没觉得特别的苦，就那么着闯过来了。

采煤连的炊事班一共有5个人。班长罗维山，四川人，好像是复转军人，长我几岁，当时不到30岁吧，人们叫他老罗，也有喊他罗子（骡子）的，明知是骂人的话，他也并不生气。老罗很能干，常常抢着起早班，他蒸的馒头特别暄，很受大家欢迎。我很愿意和老罗搭伙，边聊边干，感到挺开心的。除了老罗，炊事班最多的是北京青年，有郭俊明、靳德珍、于贵玉，还有上海知青吴根凤，他们几个都比我小，都是初中生吧，但干活儿都很认真，都特别能吃苦耐劳，互相关系也都很不错。我把他们当弟弟妹妹看待，一有空儿就往炊事班跑，和他们一起说说笑笑，给连队做饭，和他们的关系一直都很融洽。我1973年离开兵团，离开煤矿，屈指算来有37年了，虽然一直没能再见面，但他们的模样一直没有淡忘。有时，我会翻出老照片，静静地看着，慢慢回忆当年在一起战斗的情景。

悠悠岁月，回首往事感慨多：战天斗地，岁月蹉跎；酸甜苦辣，五味杂陈。但正因为有了北大荒这碗老酒垫底，以后的一切艰难困苦就统统不在话下了。

情系黑土地，
    难忘北大荒。